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。　

佛教从印度到中国，乃至到韩国、日本和越南，两千五、六百年来，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在一百年前，日本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，并且为了增加人口，以从事对外扩张，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，用种种的压力，使他们娶妻吃肉，从此之后，日本佛教渐渐转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。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，所以仍被视为僧侣。到了二次大战之后，韩国也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，迄今为止，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实。我们中国以及香港、星马和北美地区，也渐渐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。他们虽不反对出家僧团，也不一定做为出家僧团的外护者。当然，由于一向的标准观念，居士不能代表僧宝，所以还没有人以居士的身分，名目张胆地接受信徒的皈依。然而，这种现象还能够维持多久而不变质？这需视出家僧团弘法力量的强弱，以及人才人数之多寡而决定。如果僧中无人才，无能领导四众的弟子，则中国佛教转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时日不会太远。　

在佛的时代，以及佛涅盘后几百年中，僧中龙象辈出，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规现象。到了大乘佛教抬头之时，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，比如《维摩经》的维摩居士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中国在明末之后，居士佛教也渐渐抬头。民国初年以来，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，甚至印光大师多以居士为摄化对象。想其目的，也在于与其让居士脱离僧众，不如以一代大师的身分，专门摄化他们为三宝弟子。今后的僧众是否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，要看僧众之中是否有人能够感化居士，摄皈其为三宝弟子。　

据我所知，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，虽然也学佛，但不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。因为在《六祖坛经》里言：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致使一般自视较高的居士，不愿向僧众稽首顶礼，自称弟子。另外，根据净土教典，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，虽然《观无量寿经》主张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，具足众戒，但是中品下生、下品上生、下品中生、下品下生，没有规定要受三皈，只要临命终时，恳切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。　

当然，中国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正统的形式，历数千年而未尝衰竭。信佛而崇儒，或崇儒而信佛，都是抱著和僧众为方外交的态度，虽然曾经有过皇帝、皇太子、宰相、大臣，如梁武帝、则天武后、唐宣宗、张商英等，对大德高僧执弟子礼，但总是少数。因此，历来中国佛教信徒虽然很多，真正皈依三宝，称为三宝弟子的比例却不多。佛教主张依法不依人，教团以三宝为中心，不以特定的个人为对象。但是中国人一向持有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的观念，以人为重，以法为轻，若有学行俱优、智慧与慈悲并重于世的高僧出现，自然形成
以僧宝为佛教中心的局面。　

不过，今后的情况可能更为艰钜。因为面临科学文明、民主思潮、自由情执，要使僧众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皈敬，必须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价。其实，是不是能够保持僧宝为佛教的重心，应该不是问题。如果重视僧才的培养、储蓄和适当的应用，僧众因为没有家室之累及世务之缚，无论在学问和修持，智力和悲愿，平均应该优于在家居士。我们不必为将来谁是佛教的重心而争论、担心，但看我们僧众对未来社会的前瞻和因应，能否掌握住不变随缘的方向而定。